第479节
第304章 过去的三年
“爹爹，王相公是不是要死了？”回宫的车驾内，气氛略显沉抑，大概是觉得太安静了，抱着刘承祐腿坐着的刘葭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不许胡说！”闻言，刘承祐顿时轻斥了一句。
低头看着他的公主，或许是语气有些严厉，那清亮无辜的眼眸中，不由泛起了少许泪滢，仿佛不安抚一下，就要落泪了。
见状，刘承祐微微一叹，摸了摸她的童髻，轻声道：“王公是大汉的功勋，是为父的股肱之臣，他身体不爽，更当诚心祈愿祝福，虽则童言无忌，却也不能妄言！”
“嗯！”面对父亲的教诲，刘葭微微埋下头，呢喃道：“我知错了！”
当然，刘葭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因为王朴确实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乾祐十五年，刘承祐自己都快三十三岁了，更何况王朴。
时势造英雄，王朴不能用英雄来评价，但他是这个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英杰，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参加科举，折状元桂冠，出仕为官。为刘承祐所重，几度跃迁，委以大事，一晃就是十三年多。
在轰轰烈烈的乾祐前期，涌现出了无数英杰，共同消除动乱，打造盛世，而王朴则在这十几年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怎么说，王朴这一生，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建功立业，位极人臣，青史留名。并且，即便真的去了，盖棺定论之时，刘皇帝对他也绝对不会薄待，该有尊荣一点都不会少。
很快，心中的那点戚戚之感迅速被掐灭，固然是刘承祐心如铁石，也在于这么多来，他已经历了太多功臣重臣的离世。在时间的伟力下，老臣的凋零不可避免，王朴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心绪恢复平稳，刘承祐又对刘葭道：“快到我家葭娘子生辰了，可曾想好，要什么礼物？”
闻问，小脑袋抬起，翘起尖尖的下巴，刘葭想了想，说道：“爹爹所赐，儿都欢喜，不当挑拣！”
刘承祐不由笑了，这就是他喜欢这个长女的原因，平日里好强活泼，但小小年纪，已经表现出“情商”了，尤其在取悦刘承祐上。
说起来，下个月，又要到嘉庆节了，他刘皇帝也又要长一岁了。自从多事的乾祐十一、十二年以后，按照既定的国策，由东到西，自南至北，大汉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对于封建帝制的王朝而言，与民休息这四个字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秩序的恢复，生产力的发展，统治的稳固。
当然，北伐结束的这三年间，也并非无为。
首先，对于全国军事的调整彻底完成，前前后后共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彻底为结束，经过一番整改，全国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万出头，比起汉辽大战前，还有所削减。
休养生息嘛，自然不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是大汉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舒适了。当然，兵力的削减，不代表战争潜力的削弱，汉辽战争的影响还未彻底摆脱，但是爆兵的能力还是强悍的。
裁减的军队，也都做了各种安排，除了回乡种地的人之外，多有职位，继续夯实着朝廷对于基层的影响。
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关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这就像一张松散的罗网，突然紧密起来，直接围向商贾人群。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商业的扼杀，这是一种规范，使其良性发展，只是在很多执行的官吏而言，这就是一场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杀猪行动。
并且，在朝中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对的，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原因也很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虽然大汉明文规定，担任公职者不能经商，严禁官商勾结，但是，这哪里是禁得了的。
刘承祐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想要对商业进行整顿时，也是谁都拧不过他的，些许的阻力，甚至不能延缓其势。
甚至，刘承祐都没有亲自下场，只是授意武德司、三司使配合三法司进行了一波反腐打贪，主要针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朝廷因为被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而商贾之中，东京有名的富商何福殷被拿来当做典型处置了，以其行贿、不法经营，斩首、抄家、流放。
这个背景深厚，在东京辉煌了十多年的巨富之家，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什么关系都用不上。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权力面前，再多的钱都无用，不加收敛，反遭钱祸，倒也引起了不少人感叹。
而就刘承祐个人方面，这三年里，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皇室愈加兴旺昌盛……
第305章 辽国三载
于大汉而言，过去的三年，是开国以来外部环境最良好的三年。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边防体系构成后，契丹已无法对大汉朝造成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在于辽国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汉辽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可是刻骨铭心，时至如今，辽国仍未从中缓过劲儿来。
虽然在辽国君臣的努力下，也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发展生产，但大量精壮人口的损失，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恢复的。
在对外，辽国采取收缩势力的做法，尤其与大汉接壤的地区，更是严禁牧民南下游牧，尽量与大汉保持着安全距离。
大汉山阳的驻军，时不时地遣轻骑北上，巡察长城内外，趾高气昂，展示军威。但在民间，在双方上层的默许之下，汉胡之间的贸易却得到了重新发展，并日趋繁荣，并且在乾祐十四年就恢复到了大战前一年的规模。
大汉这边，是一举两得，既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收益。来自草原的牛羊马驼，给重建的山阳提供了足够多的畜力，并且大利财税。辽国这边，也通过交易，获取了来自大汉的盐茶酒粮布陶瓷器等物资，这也是饱受战争影响的辽国十分稀缺的。
当然，在贸易之中，辽国普通的部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生计仍旧困苦，虽然是游牧国度，但是牲畜也不是无限的，其牧养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游牧环境。
但不管如何，在双方都秉持着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北方局势，还算安宁，虽然偶有冲突，但无碍大局。
不过，战后汉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大汉无意北伐，契丹则无力纷争，只是在大汉手中吃了那么大的亏，为了安抚国内情绪，也需要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强敌，用以凝聚人心，缓和国内矛盾。
但打耶律璟与有识的辽臣心里，短时间内是完全不打算与大汉再启战端的。他们所奉行的国策，就是休兵养民，积攒实力，默默等待机会，等待复仇的机会。
当然，一场汉辽战争，也使得契丹人对大汉实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解，关于未来的汉辽交锋，辽国将臣中如耶律贤适、耶律斜轸者，提出了新的构想。
耶律贤适是有与石守信、郭崇威在阴山以南的游击经验，耶律斜轸则是亲身经历了汉辽之间的正面交锋，多有体会。
二者的意见，今后汉辽战争，当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决战，而以广袤的草原做战场，倚仗其主场纵深优势，充分发挥辽军的机动能力，袭扰、拖延、迟滞、疲敝之，而后寻机破敌。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祐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祐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同时，这些年中，辽国所控制的漠北诸多部族中，也发生了几次动乱，虽然都被迅速被扑平，也证明其对下属仆从部族控制力的下降。甚至于，东北的女真族，都有使者穿过重重阻碍，到东京向刘承祐朝拜，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女真部族，对大汉而言，却也是个不错的征兆。
更让耶律璟糟心的，是其兄弟，耶律德光一共五个儿子，除了幼弟耶律必摄比较踏实恭顺之外，都不怎么安分。
三弟耶律天德早年因为参与对耶律阮的叛乱被杀，二弟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谋反被流放到西北招讨司，耶律喜隐造反时，就曾联络耶律罨撒葛，希望能联合他，共谋大事，并允诺将漠西地区封给他。
只是被果断拒绝了，同时还回信痛斥之，有一点耶律罨撒葛还是很明白的，兄弟相争，那还局限在耶律德光一脉，皇位不能容许旁系窃据。
不过，趁着耶律喜隐造反的机会，耶律罨撒葛还真在西北控制了一定的势力，待乱事平定，对于耶律璟而言，这个弟弟又有让耶律璟头疼了。
还有一个就是安平王耶律敌烈了，他与耶律喜隐那些人，牵扯有些深，虽然最终没有实质上的参与，也让耶律璟颇为不满。对于几个兄弟，耶律璟实则是很看重的，存有不小的期望，然而一个个都惦记着皇位。
另外，在战后的恢复中，辽国加大了对渤海地区的掠夺，这也引起了原渤海贵族的不满。自从灭其国后，辽国对于渤海遗族遗民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安抚政策，并逐步消化同化，保留了其贵族的权力地位，几乎尽收其地其民。
因此，这骤然的压榨，不出意外地激发民怨，到乾祐十三年冬，渤海故地发生了一场叛乱，叛军盛时，达两万之众。不过，辽国经营多年，统治根基纵然不能用牢固来形容，也不是一干渤海遗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够动摇的。不过两月，就被辽国的东京留守高勋平定。
说起来，经过与大汉那么一场烈度极高的战争，打生打死，对于一些汉族大臣，耶律璟反而采取重用的态度。比如这高勋，因为在辽东击败了登陆的郭廷渭军，将其尽数赶回渤海对岸，保障了辽东的安宁，战后就被耶律璟提拔为东京留守。在用人方面，辽帝有时候还真是有些魄力的。
而经过那么一场叛乱，辽国也不敢再对渤海故地行压榨政策，也顺势安抚。不过，通过此乱，也消灭了不少跳出来的敌对分子，而通过前期对其掠夺，财政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从根本而言，这对辽国的统治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就这样，纷纷扰扰计三年，一直到今岁，辽国上下，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但是，因为受创过深，这伤口还得继续舔……
第306章 北面事务
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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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王相公是不是要死了？”回宫的车驾内，气氛略显沉抑，大概是觉得太安静了，抱着刘承祐腿坐着的刘葭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不许胡说！”闻言，刘承祐顿时轻斥了一句。
低头看着他的公主，或许是语气有些严厉，那清亮无辜的眼眸中，不由泛起了少许泪滢，仿佛不安抚一下，就要落泪了。
见状，刘承祐微微一叹，摸了摸她的童髻，轻声道：“王公是大汉的功勋，是为父的股肱之臣，他身体不爽，更当诚心祈愿祝福，虽则童言无忌，却也不能妄言！”
“嗯！”面对父亲的教诲，刘葭微微埋下头，呢喃道：“我知错了！”
当然，刘葭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因为王朴确实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乾祐十五年，刘承祐自己都快三十三岁了，更何况王朴。
时势造英雄，王朴不能用英雄来评价，但他是这个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英杰，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参加科举，折状元桂冠，出仕为官。为刘承祐所重，几度跃迁，委以大事，一晃就是十三年多。
在轰轰烈烈的乾祐前期，涌现出了无数英杰，共同消除动乱，打造盛世，而王朴则在这十几年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怎么说，王朴这一生，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建功立业，位极人臣，青史留名。并且，即便真的去了，盖棺定论之时，刘皇帝对他也绝对不会薄待，该有尊荣一点都不会少。
很快，心中的那点戚戚之感迅速被掐灭，固然是刘承祐心如铁石，也在于这么多来，他已经历了太多功臣重臣的离世。在时间的伟力下，老臣的凋零不可避免，王朴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心绪恢复平稳，刘承祐又对刘葭道：“快到我家葭娘子生辰了，可曾想好，要什么礼物？”
闻问，小脑袋抬起，翘起尖尖的下巴，刘葭想了想，说道：“爹爹所赐，儿都欢喜，不当挑拣！”
刘承祐不由笑了，这就是他喜欢这个长女的原因，平日里好强活泼，但小小年纪，已经表现出“情商”了，尤其在取悦刘承祐上。
说起来，下个月，又要到嘉庆节了，他刘皇帝也又要长一岁了。自从多事的乾祐十一、十二年以后，按照既定的国策，由东到西，自南至北，大汉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对于封建帝制的王朝而言，与民休息这四个字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秩序的恢复，生产力的发展，统治的稳固。
当然，北伐结束的这三年间，也并非无为。
首先，对于全国军事的调整彻底完成，前前后后共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彻底为结束，经过一番整改，全国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万出头，比起汉辽大战前，还有所削减。
休养生息嘛，自然不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是大汉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舒适了。当然，兵力的削减，不代表战争潜力的削弱，汉辽战争的影响还未彻底摆脱，但是爆兵的能力还是强悍的。
裁减的军队，也都做了各种安排，除了回乡种地的人之外，多有职位，继续夯实着朝廷对于基层的影响。
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关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这就像一张松散的罗网，突然紧密起来，直接围向商贾人群。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商业的扼杀，这是一种规范，使其良性发展，只是在很多执行的官吏而言，这就是一场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杀猪行动。
并且，在朝中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对的，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原因也很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虽然大汉明文规定，担任公职者不能经商，严禁官商勾结，但是，这哪里是禁得了的。
刘承祐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想要对商业进行整顿时，也是谁都拧不过他的，些许的阻力，甚至不能延缓其势。
甚至，刘承祐都没有亲自下场，只是授意武德司、三司使配合三法司进行了一波反腐打贪，主要针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朝廷因为被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而商贾之中，东京有名的富商何福殷被拿来当做典型处置了，以其行贿、不法经营，斩首、抄家、流放。
这个背景深厚，在东京辉煌了十多年的巨富之家，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什么关系都用不上。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权力面前，再多的钱都无用，不加收敛，反遭钱祸，倒也引起了不少人感叹。
而就刘承祐个人方面，这三年里，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皇室愈加兴旺昌盛……
第305章 辽国三载
于大汉而言，过去的三年，是开国以来外部环境最良好的三年。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边防体系构成后，契丹已无法对大汉朝造成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在于辽国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汉辽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可是刻骨铭心，时至如今，辽国仍未从中缓过劲儿来。
虽然在辽国君臣的努力下，也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发展生产，但大量精壮人口的损失，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恢复的。
在对外，辽国采取收缩势力的做法，尤其与大汉接壤的地区，更是严禁牧民南下游牧，尽量与大汉保持着安全距离。
大汉山阳的驻军，时不时地遣轻骑北上，巡察长城内外，趾高气昂，展示军威。但在民间，在双方上层的默许之下，汉胡之间的贸易却得到了重新发展，并日趋繁荣，并且在乾祐十四年就恢复到了大战前一年的规模。
大汉这边，是一举两得，既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收益。来自草原的牛羊马驼，给重建的山阳提供了足够多的畜力，并且大利财税。辽国这边，也通过交易，获取了来自大汉的盐茶酒粮布陶瓷器等物资，这也是饱受战争影响的辽国十分稀缺的。
当然，在贸易之中，辽国普通的部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生计仍旧困苦，虽然是游牧国度，但是牲畜也不是无限的，其牧养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游牧环境。
但不管如何，在双方都秉持着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北方局势，还算安宁，虽然偶有冲突，但无碍大局。
不过，战后汉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大汉无意北伐，契丹则无力纷争，只是在大汉手中吃了那么大的亏，为了安抚国内情绪，也需要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强敌，用以凝聚人心，缓和国内矛盾。
但打耶律璟与有识的辽臣心里，短时间内是完全不打算与大汉再启战端的。他们所奉行的国策，就是休兵养民，积攒实力，默默等待机会，等待复仇的机会。
当然，一场汉辽战争，也使得契丹人对大汉实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解，关于未来的汉辽交锋，辽国将臣中如耶律贤适、耶律斜轸者，提出了新的构想。
耶律贤适是有与石守信、郭崇威在阴山以南的游击经验，耶律斜轸则是亲身经历了汉辽之间的正面交锋，多有体会。
二者的意见，今后汉辽战争，当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决战，而以广袤的草原做战场，倚仗其主场纵深优势，充分发挥辽军的机动能力，袭扰、拖延、迟滞、疲敝之，而后寻机破敌。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祐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祐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同时，这些年中，辽国所控制的漠北诸多部族中，也发生了几次动乱，虽然都被迅速被扑平，也证明其对下属仆从部族控制力的下降。甚至于，东北的女真族，都有使者穿过重重阻碍，到东京向刘承祐朝拜，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女真部族，对大汉而言，却也是个不错的征兆。
更让耶律璟糟心的，是其兄弟，耶律德光一共五个儿子，除了幼弟耶律必摄比较踏实恭顺之外，都不怎么安分。
三弟耶律天德早年因为参与对耶律阮的叛乱被杀，二弟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谋反被流放到西北招讨司，耶律喜隐造反时，就曾联络耶律罨撒葛，希望能联合他，共谋大事，并允诺将漠西地区封给他。
只是被果断拒绝了，同时还回信痛斥之，有一点耶律罨撒葛还是很明白的，兄弟相争，那还局限在耶律德光一脉，皇位不能容许旁系窃据。
不过，趁着耶律喜隐造反的机会，耶律罨撒葛还真在西北控制了一定的势力，待乱事平定，对于耶律璟而言，这个弟弟又有让耶律璟头疼了。
还有一个就是安平王耶律敌烈了，他与耶律喜隐那些人，牵扯有些深，虽然最终没有实质上的参与，也让耶律璟颇为不满。对于几个兄弟，耶律璟实则是很看重的，存有不小的期望，然而一个个都惦记着皇位。
另外，在战后的恢复中，辽国加大了对渤海地区的掠夺，这也引起了原渤海贵族的不满。自从灭其国后，辽国对于渤海遗族遗民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安抚政策，并逐步消化同化，保留了其贵族的权力地位，几乎尽收其地其民。
因此，这骤然的压榨，不出意外地激发民怨，到乾祐十三年冬，渤海故地发生了一场叛乱，叛军盛时，达两万之众。不过，辽国经营多年，统治根基纵然不能用牢固来形容，也不是一干渤海遗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够动摇的。不过两月，就被辽国的东京留守高勋平定。
说起来，经过与大汉那么一场烈度极高的战争，打生打死，对于一些汉族大臣，耶律璟反而采取重用的态度。比如这高勋，因为在辽东击败了登陆的郭廷渭军，将其尽数赶回渤海对岸，保障了辽东的安宁，战后就被耶律璟提拔为东京留守。在用人方面，辽帝有时候还真是有些魄力的。
而经过那么一场叛乱，辽国也不敢再对渤海故地行压榨政策，也顺势安抚。不过，通过此乱，也消灭了不少跳出来的敌对分子，而通过前期对其掠夺，财政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从根本而言，这对辽国的统治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就这样，纷纷扰扰计三年，一直到今岁，辽国上下，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但是，因为受创过深，这伤口还得继续舔……
第306章 北面事务
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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